读后感社会契约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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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社会契约论 篇1
由《社会契约论》引发的对完美社会的思考！
人的思想的起点应该是哲学政治，要看到更深层次的文学生命力，对哲学的思考应该是必不可少的。笔者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起点，对完美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展开了一些思考。
以卢梭人生而平等的观点，自然人天然拥有一切权利，但由于单独个体难以存活而订立契约组成社会，旋即从“能做什么的自由”变成了“不能做什么的自由”，而人类真正的生命也从此开始。理性取代了本能，智慧战胜了愚昧。公民组成了政治体，但政治体并不是公民需要服从的对象，因为政治体即是所有公民的公意。
订立契约后，如何保存好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则是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在读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后，笔者认为对于现代世界来说，一个完美的社会，应该有适合政治体且拥有权威的法律。订立契约给了政治体生命，只有法律能给政治体以行动。现代社会提到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底线，从社会契约论来说，法律使社会权威得以保存。
法律来源于公意，只有普适的法律才是法律，它规定了公民的行为，保证了契约的延续。好的法律应该是适合国情的，而且是不断演化的，社会的发展情况不同，法律的规定也不尽相同，最终都需要符合公意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律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一个完美的社会里，应该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相分离的，立法的草拟交由智者，但绝不是当权的智者，立法权只属于人民，法律不断地在调整中。法律是一个社会得以延续的保证，如若法律被践踏，则社会也就不复存在，因为订立契约以保生存的基石就失去了。
卢梭认为在契约社会中，政府只是主权者与公民之间的一个中间体，只具有行政权，真正重要的是公民的公意。可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好的政府对于社会的延续来说，无比重要。笔者认为优秀的政府应该是经过公民选举产生的，并且受到公民定期合法集会的监督，政府内的团体必须是多数，政府的力量不至于软弱也不至于高于公意，政府的组织形式适合国情，政府的延续与否取决于公意，而且政府的规模应该根据公民的规模成比例改变。在卢梭的看法中，公民越多政府的规模应该越小，也就是力量应该越紧缩。中国的民主集中制是符合这一观点的，如果以中国这么大的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反而宽松政府的力量，以尽量民主的方式执政，那么行政效率低下不说，公意必会分化，个人意志和团体意志冲击公意，社会的基础也就被动摇。但如果政府的团体意志高于了公意，那么政治体也将难以为继。
如果一切听从于公意，那么公意会出错吗？卢梭认为公民的公意不会错，但会受到欺骗。也就是完全的民主是有风险的。的确如此，大部分民众的目光是短视的，眼前的利益和以后的收益中民众总是选择短期利益。智慧与学识的限制使得一部分民众会让公意走上弯路，所以选举出来的具有权威的智者，也就是现代社会的政治精英们，更能做出理性的选择。而如今日趋兴起的民粹主义，正好是这种观点的相反，认为被忽略的大多数的声音才是大部分公民的真正想法。所以到底是精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能带来更好的社会，我们难以下定论。
卢梭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宗教建立，宗教是维护政治体延续的工具。笔者认为宗教这一词可以扩大到精神一词。政治体的建立需要国家精神的支持，这有利于公意的坚定，将公民的精神追求同热爱国家联系起来，激起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感。从道德和责任方面促使公民维护国家，促进政治体的延续。但这种精神必须是宽容的，不是狭隘的，是为政治服务的，不是为政治所迫的。
简言之，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以公意为权威，以完善的、适用的法律为权威的捍卫者；同时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离，政府只作为公共力量的代理人，并始终受到公意的合法监督；公意受到智者的引导，政府的组织形式根据国情所确立，由选举所产生；公民的精神追求是有利于政治体的延续的这样一个社会。
读后感社会契约论 篇2
《社会契约论》分为四卷，第一卷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契约。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项神圣权利。秩序并非来源于自然。社会秩序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朴素的约定。当自然状态中，生存障碍超过个人所能够承受的地步，人类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总和来克服生存的阻力。解决办法就是形成一个约定，使每个人都把自身的能力置于“主权者”的指导下。主权者是尽可能包括最多社会成员的、道德的与集体的共同体。共同体中的约定对于每一个成员都是平等的。
第二卷阐述主权及其权利。主权是公意的运用，不可以转让，不可分割。主权由共同利益所决定和约束，籍着法律而行动。法律是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意的行为。立法者的存在就是必要的。然而本身并没有权力只是指导者。他们起草和提出法律建议，只有人民自己才有权设立法律。
第三卷阐述政府及其运作形式。政府是主权者的执行人，而非主权者本身。政府中的执政者只是受委托来行使行政权力。世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政府形式：民主制，即由全体或大部分人民治理;贵族制，由少数人所治理;国君制，由一人治理。结构单一的政府是最好的;实际上政府都是混合形式的，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其他形式。没有一种政府适用于一切国家，但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与其人民的特点相适应。
第四卷讨论几种社会组织。公意是不可摧毁的，通过投票来表达。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选举模式，例如：人民大会、保民官、独裁、监察官等。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只要他们的教条一点都不违反公民的义务。
一个理想的社会建立于人与人之间而非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关系。卢梭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社会契约论的主要表述是探究是否存在合法的政治权威，“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他所说的政治权威在我们的自然状态中并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契约。在社会契约中，每个人都放弃天然自由，而获取契约自由;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每个人同等地放弃全部天然自由，转让给整个集体，人类才能得到平等的契约自由。他阐明政府必须分成三个部分：主权者代表公共意志，这个意志必须有益于全社会;由主权者授权的行政官员来实现这一意志;最后，必须有形成这一意志的公民群体。他相信，国家应保持较小的规模，把更多的权利留给人民，让政府更有效率。人民应该在政府中承担活跃的角色。人民根据个人意志投票产生公共意志。如果主权者走向公共意志的反面，那么社会契约就遭到破坏;人民有权决定和变更政府形式和执政者的权力，包括用起义的手段推翻违反契约的统治者。
总而言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大的推动的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理论上本身的缺陷。他之谓“我要探讨的是权利的道理，而不是事实”，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得到理解，但是这种唯心的论证方法，显然还是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此外卢梭还有一个地方存在严重的思维混乱—“主权者”。有时它指全体人民的集合，有时指国王或君主，有时则指立法机构。其实，这三者是不同的主体。人民的整体，构成主权者。立法机构，是由人民中间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全体人民执行立法职能。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以及政府，都是人民的代理人。正因为存在这个混乱，卢梭在统治与代理的问题上也存在混乱。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统治者的统治要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和认可。其实，依据他的基础观点，也是我所同意的观点，必然得出国王或君主或总统仅仅是人民的代理人而已。
在中国不平等的现象也是十分普遍的，性别不平等，职业不平等，贫富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这无数的不平等似乎在向我们说明这个社会存在非常深刻的矛盾，尤其是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现象，更是深深刺痛国人的眼球。“人生而平等”成为了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空话，而“人生而不平等”才是这个社会的至理名言!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正所谓“举贤不避亲”;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
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各种划分版本就层出不穷。和严谨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划分不同，类似“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划分实际上是网络舆论对于直观社会现象的反应。尤其是在就业和谋取更好职位的时候，当更追求职业前景激励的年轻人在关系、家庭资源、甚至是行贿竞争等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一种“出身决定命运”的悲观情绪势必会蔓延。而当看到其他的人在享受到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资源的荫庇，却又自认为理所当然，摆出一副傲慢姿态的时候，不平、不满和愤恨的情绪就会滋长。
究其根源，我认为自从实行“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之后，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就迟早会出现。这个政策的出发点很好，但是却没有达到它真正的目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没有错，但是接下来应该“让先富带动后富”这点却没有做到!先富起来的人抢占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资源，“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再加上社会保障体制严重缺失，让贫困的人们无法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现象。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的收入水平;土地和资源带来的暴富，以及土地和资源的稀缺性，决定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服务方面对于民众起点公平的保障严重不足，个人和家庭为此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比如为了孩子读书条件好一点，或者承受高房价，或者承受高昂的择校费)。等到要“还债”的时候，相关的人们也不得不加入到对于稀缺性资源的寻租大战中去。没有“公平正义的光辉”，最终的可能结局只能是“丛林的战争”。
之所以如此关心二代现象，我想恐怕还是因为资源分配不公日益固化，在社会代际之间遗传，社会断裂得不到有效弥合。本来年轻意味着新锐和突破。但现实也昭示体制的力量更大。中国最严重也最需解决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才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只有挖去陈腐已久的计划经济残存的“毒瘤”，中国的社会发展才能走上健康向上的道路，一切的一切才有可能完全解决。但是现在缝缝补补的小动作是无法撼动旧有的体质的，只有一场翻天覆地的改革才能打破一切。但是上层的既得利益集团会让这种有损于自身利益的改革实现吗?从目前的改革动向来看希望不大，个人在其中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太渺小了!难道真要等到一切矛盾激化到无以复加之时，政府才能下定决心吗?
读后感社会契约论 篇3
之前，我对卢梭的记忆仅仅停留在他的名字上，以至于阅读本书的整个过程中，脑子里配合想象的完全是古希腊的图景——
小国寡民之地，大家身体颀长，肌肉健美，三三两两，席地而坐，讨论的便是诸如一国立法权之类的问题。
奇妙的是，这种想象似乎并没有影响我的阅读，直到上个周末，我在书店里见到《社会契约论》的一个版本，封面图是《大碗岛星期天的下午》，瞬间为止绝倒，乃至此前海藻一般充塞脑瓜的公意、契约、立法等顽固词语，也如修拉的点彩技法一般，变得颗粒分明。
虽然是一本人文社科经典，数百年来一众大家对这方面的深刻解读也早就到了不容我来多舌的地步，但在我看来，卢梭的自然科学思维同样为整个内容增色不少。
虽然卢梭一上来就摆明“秩序并非来源于自然”，但整本书最为吸引人的，却是无处不在的数理式的缜密分析逻辑。我想他是深谙集合论原理的，否则绝不会在定义“公意”的时候着意探讨了边界效应——对任何一个罪犯的刑罚也不能算是公意，因为这一行为的实施者并不包括罪犯本身——这种数学家式的斤斤计较正是使得本书避免无聊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有理由怀疑，诸如《枪炮、钢铁和病菌》或者《人类简史》里面的地理决定论思想，很可能就是受到卢梭的启发。甚至在后者这里，整个观点的例证显得更富生活趣味。
土地越是肥沃，付出相同劳动量的情况下，产出盈余更多，从而可供贵族统治阶级来挥霍。因此，相比之下，热带土地产力更高，而人民需求更低，容易滋生奢侈享受。到这里还不够，卢梭继续巨细靡遗地从饮食、穿衣、住房等方方面面例证了他的观点。
从社会结构到社会契约，从主权到权利，从政府形式到它的运作，完成了如此美轮美奂的理论架构之后，卢梭显得意犹未尽，他继续饱含热情设计投票选举的规范，臧否独裁、监察、公民、宗教，这样宏大的语词在它这里一点也不显得沉重。相反，因为他精细的语言腔调，这些社会学概念具有了数学模型一般的美妙性质，释义轻盈，甚至读起来也语调清脆。
“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大概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如果说初民通过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行事权来避免自然强力的打击，那么经年累月之后，当自然的生存威胁已经所剩无几，这时候维持“国家-公民”契约依然发挥效力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你当然可以找出三百七十七个社会学解答，但我更愿意进行卢梭式的畅想：类似于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然强力充当了国家化的第一推动力，这制度运动起来就毋须外力维持，反而是阻力越小，它就越能直线运动下去——我称之为“国家惯性定律”。
1.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依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识。
2.君王称呼的转变，以前只叫马其顿人的王，塞壬人的王，如今则是法兰西王，英格兰王，这就不仅说领土上的王，更是领土之上人民的王。
3.社会契约赋予了政治体以生存和生命，立法权则赋予它以行动和意志。
4.法律不过是我们自己意志，亦即公意的记录
5.孟德斯鸠：社会诞生之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
6.自由的行为是意志和力量的结合，政治体也有同样的动力，对应于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
7.国家即是公意的执行体，公民通过让渡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行事权来避免自然强力的打击.
8.地理决定论：土地越是肥沃，付出相同劳动量的情况下，产出盈余更多，从而可供贵族统治阶级来挥霍。相比之下，热带土地产力更高，而人民需求更低，容易滋生奢侈享受。
9.三种宗教：人类的与公民的，人类的宗教是纯粹而又朴素的福音书宗教，是自然的神圣权利。公民的宗教是写在某一个国家的点册之内。第三种，给人以两套立法，两个祖国。
读后感社会契约论 篇4
在法律还没有产生之前，我们采用的是契约，当法律产生之后，社会间的各种规章制度也就越来越清晰，人们的行为会收到法律制度的限制，也正因如此这个社会变的更加紧然有序。我想这就是社会契约存在的必要性吧。
在读这本书之前，首先去查阅了解了这本书的作者和写作背景。卢梭是法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是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也是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开创者。这本书在创作时，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当时贵族鼓吹君权神授，并且有着十分严重的封建制度，农民阶级饱受贵族的摧残。而这本书就是卢梭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之下，从自然法学的角度，展开了他对于“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等方面的论述。
第一卷作者首先探讨了在社会秩序中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性，表达了他的主张，自己身为一个自由的公民，有义务去研究公共事务，有义务爱护自己的国家。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但是在政府之下往往是被压迫的，但是一旦人们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枷锁的时候，他们便会毫不犹豫，这是因为自由是他们的权利。以家庭关系为例展开了对原始社会的政治社会的描写，虽然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在奴隶制度之下，首领与奴隶就像是牧羊人与牛、羊之间的关系一样，如果你没有勇气去反抗，那么你就只能卑微的做一个奴隶，任凭君主阶级羞辱。
以一个强者是如何产生，如果是强力形成权利会产生的后果，表现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通过奴隶制度，论述了古代时人们的自由受到了严格的侵犯，无论是一个人对一个人还是一个作为高高在上的人，奴隶制和权利处在了一个相对里的情况下，变现了奴隶制度的荒谬不堪没有任何何意义，不仅如此，在奴隶制度下的约定，也没有一点的合理性。当然作为奴隶制度下的统治者，相对于人民和首领他们是一个集体而言，奴隶主只是一个孤独的统治者，尽管他有再多的奴隶，因为他的心中只有自己的利益，别人的生命在他眼中一文不值。
但是，一旦寻求到了社会公约，许多人的力量汇总到一起，就能够克服困难所带来的主力，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如何将这些力量结合到一起，正如书中作者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益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我们能够产生一个道德与集体的结合体之后，会产生城邦、国家、主权者、人民、公民等不同的身份，纵使我们会有许多不同种的身份，我们也能够一起克服困难的阻力。当主权者出现之后，社会也渐渐成为了一个共同体，当集体中的一员受到他人的侵害时，集体中的其他成员当然会站出来为他谋不平，因为他们是一个集体，损害个人利益也就是损害集体利益，这就逐渐形成了社会公约，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只有在主权者存在的情况下，社会公约才是合理有效的，否则将会被滥用于一些不好的事情。
于是我们慢慢进入了社会状态，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道德性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义务和权利在人们的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道德的自由是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有服从人类自己所制定的法律，那才是自由。这一卷的最后，通过对最初占有者和最强者对财产权的所享有权利的对比，得出“集体在接受个人财富时远不是剥夺个人财富，而只是保证他们自己对财富的合法享有，使据有变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使享有变成为所有权。这一卷，主要论述了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因为自然而所带来的一些不平等，但是在法律和道德的保障下，他们是人人平等的，表现了在社会制度下，法律和道德存在的必要性。
第二卷开头讲述了公意是形成公共幸福必不可少的东西，当然在社会秩序个别利益是一定存在的，但正是因为众多的个别利益中会有着相似点，也因此社会之间就有了联系。而在此之中，主权者就显得及其的重要。主权是不可分割的，它分为强力和意志，即主权者的意思表示和人民的意思表示，主权不是分立存在的，它是对最高意思的执行。并且公意并不是永远都是正确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人利益，当这些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后，常常产生的是众意，众意和公意是不同的，众意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着眼于私人的利益。只有每个公民都很好的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且不能够产生派别，那么才能构成公意。公意是主权权利行使的基础，但关键在于如何行使好主权权利，正如文章中所说，我们要确定好主权权利的界限，要将公民的权利和主权者的权利合理调控好，公民生而自由，虽然他们有义务维护公共的利益，但是对于主权者不合理的要求他们也可以不接受。
对于生死权，书中说人民没有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权，但每个人都有行使自己权利的自由，我认为他们有权去为了做一些事情不惜冒着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这些事情不会危害到公共利益的话，毕竟人生来自由。由于社会公约，每个政治体都被赋予了生存和生命，我们认为上帝是神圣的，但是如果只有上帝，是远远不足以维护好社会秩序的，因此，法律的存在，就需要有约定和法律来把权利与义务结合在一起，但对于法律究竟是什么？很难去解释。法律是一个公意的行为，是我们自己意志的记录，他的对象具有普遍性。对于法律，立法者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立法者在一切方面都是国家中的一个非凡人物，他们应该所有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维护好公共的利益。在一个国家中，除了有社会秩序、主权者、法律、立法者，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建筑一栋房子的砖瓦，没有了人民那我们这个集体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如人生来平等一样，每个人在自然的作用下都会存在不一样的特征，所以每一个人对于法律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不用说也会自觉接受法律的约束，法律但也有些人是永远也不愿意承认法律的，甚至不能容忍别人为了要消灭缺点而触碰到自己的缺点。
同一个法律并不能适用于那么多不同的地区，因为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风俗习惯，而不同的法律又会在人民之间造成矛盾和分歧。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健全有利的体制以此来拥有一个更加良好的政府。一切立法体系最终目的的全体最大的幸福可以概括为自由与平等。自由，是因为一切个人的依附都会削弱国家共同体中同样大的一部分力量；平等，是因为没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对于自由，人民生来自由，我们可以在不违反国家利益，不违反主权者的统治之下，自由的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而平等对于现在的当权者或者是立法者来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毕竟每个人生来就是不同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性格……只有立法者制定出合理的法律，既不影响到强者的自由，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弱者的权利，才能算得上是平等。为了规划全体的秩序，或者说是为了赋予公共事务以最好的可能形式，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关系，也因此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法律。
从现在的中国来看，我们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不同的部门法所组成，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等，从不同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秩序。唯有这样，才能够使法律更加具有严密性，才能更好的维护好人民各方面合法权利。
读完这本书，其实要说完全能理解，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书中有很多东西，是作者都难以理解清楚的。这种具有哲学思想的东西，也只有有着深刻的经历才能够参透其中的奥秘。
其中让我影响最深刻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生自由，在宪法中，公民的自由权利受到保障，但是当公民自身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冲突时，当然还是以国家的利益为主。我们在平时享受着权利与义务，我们有着言论、结社的自由，当然也有着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尊严的义务。因此，这里的自由并不是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我们的社会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从前的社会契约，再到现在的社会规则一直保障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制度也在不断的改善。人性也只有在社会规则的制约之下才能够克制住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才能够让社会变得更美好。我们需要从自我做起，坚守社会规则制度，我想这是社会契约论一定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去做的事，只是现在的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理解。
读后感社会契约论 篇5
《社会契约论》是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伟大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代表作。
18世纪的欧洲，在经历了漫长、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之后，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新的生产方式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一股新的社会思潮渐渐兴起，他们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保障人民权利的社会形态。其中对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它曾被大多数革命领袖奉为革命的“圣经”，它成为18世纪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纲领，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政治制度。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生而自由、社会秩序神圣，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不管是政府的还是个人的，其要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和私利所期望的结合起来，使得正义和功利不再分割”。在卢梭看来，“放弃自由，就是放弃了人性，抛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在卢梭的思想中，人做为个体显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自由”的理论会产生极端的思想——“任何人都可以认为他是他人的主人”，这样的社会暴力横生，个人自由反而失去保障，这不是卢梭想要的社会。因此，卢梭认为“社会秩序是一种神圣的权利，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根本”。卢梭反对用暴力来改变社会制度，他认为“暴力并不带来权利，我们只有义务尊崇合法的力量”。既然社会秩序那么重要，暴力又不能带来权利，那么如何产生一个权威来管理社会呢?卢梭认为，“正因为任何人对他人都没有天然的权力，正因为暴力不能产生权利，所以人类社会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建于人民之间的约定”。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一个权威——也就是政府，把个体自身必需的部分权利、财产和自由让度给这个权威以便于其管理社会，而通过社会契约所形成的这个权威的最终目的则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这是卢梭描绘的最为理想化的民主政治的社会模式，而这种社会模式之所以可能存在，是因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了社会紧密的纽带，“统治社会也只有以这种共同利益作为基础”。在这里，卢梭把当时政权两大流行要素——暴力和神授从组成政府的基础中剔除了，当时的欧洲政府在理论上一下子全部变成非法的了。
按照卢梭的观点，社会契约下的社会必须是一个法治的社会。“社会公约为政体带来存在和生命;而立法为政体带来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形成的契约必须有一系列强制执行的社会准则来规范缔约各方的行为，以保护契约各方的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平等，使契约得以执行。卢梭认为人民必须遵守法律，这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他认为“在本质上，履行这些责任的个体在为他人服务的同时也在为自己服务”。但是法律的约束也不是无限的，“每个个体对那些一般约定留给自己的财产和自由拥有完全的支配”，这也许是现代“法律未禁止的即是合法”的思想的哲学阐述。由于法律给了政府管理人民的强制权力，为了防止政府违背人民意愿，滥权、越权，卢梭提出了一系列分权的政体设计。他对宪法起草人一系列近乎苛刻的描述，表明了他对政府滥权的严重的担心和立法、行政、执法分权的思想。卢梭认为宪法起草人“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因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他的法律就会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维护他的不公，他也就永远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为其个人目的所沾污”。不光是宪法的起草，日常法律的制定也是这样。卢梭认为，“法律是公民集团的准则，由法律联系的人民本应该是法律的制定者”，“勾画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应有立法的权力”，“立法权力必须也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是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力的代理人而已。卢梭对于政府官员的描述，与现代的“公仆论”相当一致，他说：“行政权力的掌握者不是人民的主子，而是人民的雇员;人民可以在任何适当的时候对其任命或罢免;他们是被要求服从而不是达成契约。”在卢梭看来，政府官员甚至不是社会契约方，自然也不具备立法的资格和权力。
总的来说，卢梭的政治理念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但是卢梭对现实政治的考虑显然不是民主主义者，由于受到当时的技术水平的限制，卢梭不认为有真正的民主社会存在，他甚至认为大国适合君主制，这到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思想一致。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政府只可能在小国寡民中实现，在其他情形下“民主政府或群众政府比其他形式更可能出现内战和动乱”。困扰卢梭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技术上的，另一个是教育上的。他认为民主政府的立法决策必须通过公民大会才能决定，这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不可能经常实现的。另外卢梭认为，美德是共和国的基础，但“并不是说人民的所有决定都是成熟的。我们当然都是为了自己的益处，但是我们可不能保证总是看到这种好处。人民是不会腐败的，但她可会受到蒙蔽，此时的她，好像总是见坏就上”。实际上困扰卢梭两个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问题，一个是要有足够的技术水平保证人民的意志能够充分在国家意志中体现，另外一个是人民必须有民主政治的理念和符合民主政治的道德水准——这是社会教育的问题。正是担心人民的道德水准，卢梭才会造出一个“宪法起草人”，并赋予他神一样的境界。他是这样描述宪法起草人的：“找到适合一个民族的社会规范需要的是超人的智慧。如此的智慧要能够观察到人类的情感而又不卷入其中;它要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本性但能完全了解其实质;它的幸福要与我们无涉但要愿意为我们着想;最后，它必须到遥远的未来去寻找它的荣耀，苦苦今世的劳作，以为后世的结果”。“任何人要勇敢地承担起组织一个民族的使命，他就要有能力，这么说，改造人性;他要把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改造成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从中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他的生命和存在;他要解构人的组成方式以改良增强其力量;他要把天赋的物质上独立的存在代之以部分道德的存在。”
在现实中卢梭推崇的是贵族民主制或者叫“精英民主制”，他认为，“除了两权分离的好处，它还有着成员选举的好处……他们只能通过选举获得职位，从而使正直、开明、经验及其他受公众喜爱尊重的品质成为明智政府的保障”;“再者，集会易于举行，公务得到良好的讨论并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国外国家声望由德高望众的元老而非无名之辈或被人鄙视的群众维持”。“一句话，如果能够确定精英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非自己的利益而统治了话，精英来统治群众是最好最自然的安排方式”。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最后一册花了大量的篇幅分析了罗马共和国的兴衰成败，可见他对这种制度的重视程度。
由于本人只读了两遍《社会契约论》，对其精髓和本意还没有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因而本文只介绍了此书的基本的政治理念，《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他从人的本性出发，对个人、社会、政府的权利，对政府的形成、运作和一系列制度，对国家的形成、兴盛和衰亡等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是一本值得我们去研究的经典巨著。
